成一片。楼座里没有人聊天了。亨利坐在那里眼看红灯一个个亮起来，他象看球赛似的被吸引住了。在约二十分钟内，木板上半数中队的红灯都亮了。

“差不多啦，”勃纳-沃克不再发紧急命令，信口说一句。

“我们几乎出动了二百架飞机。这批飞机下来加油、补充弹药的时候，另有一批在旁作掩护。”

“你们木板上的红灯有全亮的时候吗？”勃纳-沃克抿了嘴唇。“有，那是由不得你选择的。目前，后备力量已经快用完了。”

帕格竭力想象，在那遥远的、蔚蓝色的天空现在正有多少飞机在云层里蹿来蹿去。这场飞机的搏斗造成多少象年轻的华伦和拜伦那样的德国和英国青年的死亡。帕米拉那位冷静的桔子水爱好者，矮矮胖胖的演员，这时也穿着黄色救生衣，以每小时几百英里的速度在空中飞翔，同时要注意飞机的反射镜里有没有白色的的方机头出现，或者向冲过来的漆有黑十字的敌机射击。毕京山的两个灯泡朝上亮，变成白色：返回基地。

“从德国飞机起飞开始，战斗很少超过一小时的。”勃纳-沃克说“他们很快就没油了，非回去不可。他们象精疲力竭的蝙蝠，时常掉下海去。俘虏们说，德国空军给英吉利海峡取了一个不不雅的名称，相当于你们美国的‘粪沟’。”

几分钟以后，红灯一个个熄灭了。空军少将离去了。下边的姑娘们把桌上的标志全都拿掉了。勃纳-沃克爵士接电话，听取汇报，他用两只瘦骨嶙峋的、毛茸茸的手拚命擦了擦自己的脸，转向帕格。他的两眼布满了红丝。“您愿意跟帕米拉-塔茨伯利谈谈吗？”

“当然啦。情况怎么样？”

勃纳-沃克精疲力竭地耸了耸肩膀，说：“我们不能们每架轰炸机都挡回去。我怕有不少飞机已经穿过防线，干尽了坏事。但有时候打完仗，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我们损失了不少飞机。他们也一样。要等一两天，才能有准确数字。我想我们打得不坏。”

当帕格跟这位青年贵族走出去，留下梯莱特跟那位精神萎靡的高级官员交谈时，帕格回头朝那座剧院望了一眼，那堵墙上又只剩墙脚或靠近墙脚的灯泡亮着。屋里静悄悄的，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泥土气息。通往地面上的楼梯显得更长更陡了。帕格感到很累，尽管他什么也没有做，一直坐在那里观看。他气喘，心跳，见到阳光感到很高兴。帕米拉穿着一身蓝军服站在外边的阳光下。“啊，您参观过啦，可是今天不是最好的一天。台德掉下去了。”她说话的声音很镇定，带着闲谈的口吻，但她用冰凉的双手不安地握了握他的手。

“你能肯定吗？”

“是的。他可能跳伞了。但是，他的飞机掉到海里去了。跟他同一个中队的两个同伴报告说、他掉下去了。”她紧握他的手，用闪着泪花的眼睛望着他的脸。

“帕姆，你说过，他们常常会爬出海面，很快回到工作岗位。”

“啊，当然。那要靠台德自己了。我要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今天晚上我要到伦敦去。您能请我吃顿饭吗？”

一周过去了又是一周。伽拉德始终没有回来。帕米拉到伦敦来了好几次。有一次，维克多-亨利对她说，她好象只是在她高兴时才参加战斗。她回答说：“我表现得糟糕透了，我想尽了办法，利用别人的同情和好脾气，让别人过分迁就我。我很快就要被关在营房里听候处分了。不过那时候您已经走啦。现在呢，您还在这里。”

这里的美国人都认为帕格-亨利找上了一个年轻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为了安慰帕米拉，他常常带她去弗莱德-费林的公寓。公寓在英国和美国人聚会中心贝尔格拉夫广场。自从费林跟罗达在圣诞夜争吵以后不久，德国人因为费林透露了汉堡被炸的一些实际情况，把他驱逐出境。费林又和伦敦的姑娘们打得火热，据他自己说，他常是精疲力竭地到广播室去。他那些关于战时英国的激励人心的动人描写引起美国人士的深切同情，孤立派认为他显然拿了英国人的钱。

维克多-亨利第二次把帕米拉带到这个公寓时，费林在过道里单独碰见帕格时说：“尊敬的亨利先生，您是在偷着干吧？她个子很小，可是很老练。”

“她是我朋友的女儿。”

“不错，韬基-塔茨伯利也是我的老朋友。”

“对啦。就是她。她的未婚夫是一个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在战斗中失踪了。”

费林的大圆脸上浮出会心的微笑。“原来如此，她应该找一点安慰啊。”帕格抬头望望他。这位记者身高六英尺多，体格壮实。

“你是想好好挨一顿吗？”费林的笑容消失了。“帕格，你这样认真吗？”

“我很认真。”

“我不过问问罢了。罗达有信吗？”

“她非常想念我。纽约乌烟瘴气。她很厌烦，天气热得受不了。”

“情况正常。我的老朋友罗达。”

进出这所公寓的男人，经常有妇女作伴，经常带着几分醉意。这些人中有陆军和陆军航空兵团的观察员，报社记者，电